时代英杰黄火青

发布时间：2020-08-21 16:41:41 | 来源：未知 | 点击量：

“只有热爱祖国，痛心祖国所受的严重苦难，憎恨敌人，才给了参加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力量。”用阿·托尔斯泰这句话，最能贴切地表述无产阶级革命家黄火青的精神风貌。他以“一寸赤心惟报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在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潮流中勇立潮头，忠贞信仰，顽强搏击，传奇动人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投身革命

巍巍桐柏山的南麓，有一座小山叫石鼓山，山脚下西边是一条自北向南流的小河，山南河东有一个村庄叫杨庄，这就是黄火青的故里。这里山青水秀，村庄古朴，黄火青在这里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青少年时期。
一天，黄火青与堂弟黄冠群在石鼓山上放牛，几头黄牛在山坡上慢悠悠地啃着鲜嫩的青草，兄弟俩各自提篮剜野菜。在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休息时，黄火青对堂弟说：“冠群，现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国家多灾多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不知出路在哪里？听五弟民钦寒假回来说，他们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的班主任萧楚女，给他们讲苏联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传播革命思想，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俩也考二师吧，出去闯一下？”
黄冠群高兴地答道：“好，也考二师，去开开眼界，出路出路，出去闯才有路！”
“只是我家已有民钦在襄阳念书了，供不起两人念书。不过，到时候我找亲戚借点钱，去襄阳边上学边打工挣学费。”黄火青坚定地说。
主意已定，他俩暗暗做着复习备考等各项准备事宜。
1924年秋，两人双双如愿考进了鄂北地区最高学府，即襄阳省立二师。到校报到后，领了讲义，听讲了学习计划，就同几位外县来的同学一起住进了襄阳红花园，即承包学生食堂的姜成章的家里。
此时，二师正掀起一场震惊鄂北的反帝反封建、驱逐反动政客、学阀单家燊校长的学生运动，史称“二师学潮”。黄火青、黄冠群就跟黄民钦、张慕骞一起，参加了这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这次学潮，是从1924年春萧楚女回到二师任教时开始的。他第二次来二师任教仅3个月，就被迫再次离开了襄阳，但他已播下了革命种子。
学校当局已经开除了两批学生，又要开除第三批。由于黄火青、黄民钦、黄冠群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所以，他们3人都在学校宣布开除的第三批学生之列。被开除的学生组成了“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生离校团”，继续坚持斗争。他们联系鄂北中学的张慕骞等带一些学生打进二师，找单家燊讨说法。还到处发快邮代电呼吁各方支援，也向襄阳的上层人物和开明绅士请求援助，并派黄民钦等代表到武昌请愿，目的是揭露学阀单家燊迫害学生的行为，要求学校让被开除的学生返校。
学生们得知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就在襄阳城内鼓楼上集会表示声援，反对军阀统治。接着五卅运动爆发，学生们又成立了襄阳学生联合会，积极开展抵制英日货的斗争。当时主要是不准商人运进和出售哈德门香烟、壳牌煤油、太古糖等，一经查出立即没收。
有一次，发现汉江上有装运太古糖的52条货船，向老河口方向开去，黄氏三兄弟都练过武术，立即带人冲上船，把商人和货船扣了下来。谁知次晨天不亮，他们就偷偷开走了。听到消息，黄氏三兄弟当即集合百余学生，往竹条铺方向追去，追不多远就截住了。黄氏三兄弟和学生们一起拥上船，控制了商人老板，并责令：“立即把船开回去，否则就将货物掀进汉江里。”
“有话好说，我们做点小生意不容易，保证以后不再贩卖仇货，放过这一次吧。”老板只说好话，还泡糖水给大家喝。
黄火青看来软的不行，就使了个眼色，学生们一起动手，四个人抬一大包糖往江里扔，一连扔了三四包，老板傻了眼，又见学生人多势众，才答应把船开回去接受处理。
学潮中没收的仇货很多，堆放在汉江坝堤上，从襄阳小北门到大北门堆了一里多长，有四五米宽，两米多高，有效地打击了英国、日本商人对襄阳的贸易活动。
迫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范洪泰和二师校长单家燊被撤职。二师被迫收回了部分被开除的学生，其余的学生被收入省立第十中学，二师学生们的学潮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5年夏，谢远定带着中共湖北省委的使命来襄阳，以省立十中校监兼省立二师英语、化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负责秘密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次年元月，黄火青在十中经地下团组织加入了共青团，是在谢远定的屋子里举行的入团宣誓仪式。
事前，谢远定找黄火青谈话，对他说：“你在这次学潮中表现很积极，是个有为的青年！你对民生主义有什么看法？”
“平均地权虽然好，但怎么才能实现呢？”黄火青回答时请教道。
谢远定启发他说：“平均地权以后，还会发生两极分化，不彻底，不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好。不消灭私有制，贫苦百姓就不能翻身过上幸福生活。”
“那就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黄火青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谢远定引导说：“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光荣使命，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了。”
“好，我愿意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担当起应有的使命。”黄火青坚定地说。从此，他认定了共产党领导就是正确的，党怎么决定，就怎么执行。
这年3月，黄火青按党组织的安排，回到枣阳钱岗小学，以教书为掩护，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开始发展组织的工作。当月，中共枣阳县委书记程克绳和委员王平介绍黄火青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最先发展的两个党员是杨士夫、韩顺时，随后建立了枣北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即钱岗镇党支部，他担任书记。工作范围是以钱岗镇为中心，在枣阳东北区和北区活动，以小学所在地关帝庙为基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新党员黄冠群、黄冠英、张慕骞、吴益吾、张含汉、邱麓亭等10余人。
1927年4月，枣阳县委派黄火青去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到武汉的那天，在火车站看到去年攻克武昌的北伐军，一队一队地向北进发。5月中旬，突然传来驻鄂西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的消息，其前锋已到纸坊，直逼武汉。武汉政府掌握的军队大部分开往河南继续北伐去了，只有3000工人纠察队队员和8万童子团维持城区秩序，形势危急。武汉国民政府当即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工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编为一个独立师，会同工人纠察队等由第24师师长、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统一指挥，开赴纸坊迎敌。补充一营二营是作为预备队留在武昌城里，黄火青被编在补充第二营第二连，任党小组长。其妹黄海明是上年10月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受训的，此时也被编在第二营，任女兵连连长。每天训练，学军事和政治理论，枕戈待旦。期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补充营讲过一次话，他是在上海工人暴动后来武汉的，专门作关于上海暴动经验的总结报告。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也来过补充营四次，做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辅导。紧张的连队生活过了一个多月，直到中央独立师打垮夏斗寅后凯旋归来。接着，由于国共关系日益恶化，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迅速武装5万工农。中央军委决定，从补充营先选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军事。黄火青、黄海明等十余人被选中，于1927年6月离开军队，经上海去苏联学习。

转战南北

大革命失败后，黄火青受中央军委派遣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3年。回国时，由班主任彼得洛夫斯基上校介绍，中国连党支部书记黄火青到特维尔街留克斯旅馆，面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秋白。
“火青同志，你是学军事的，现在国内的革命形势很好，但很缺军事人才，回去指挥一个团该没有问题，要运用好所学的知识，发挥重要作用。”瞿秋白亲切地对他说。
他认真聆听，并向瞿秋白汇报：“首长，我来这里学习，军事、政治理论都有了很大提高，回国后，我会不辜负您和组织的期望，好好为革命出力。”
瞿秋白还指示：“回去以后一定要找块根据地，这样才能站住脚跟，发展革命力量。”
他觉得所言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非常重要，就坚定地答到：“您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回去后一定尽力去做”。
回国后，按照中央军委的通知，黄火青和留苏同学秦超去江南省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报到。江南省管辖苏、浙、皖和上海一带，他们与江南省军委书记李硕勋见面并接受了任务。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军第14军一团政委兼参谋长，秦超为一团团长。1930年6月，到南通后，发现形势比听说的要复杂、严峻得多，一团的装备极差，大半是短枪，还有不少人用大刀、梭标。敌强我弱，悬殊很大，加上在李立三左倾路线主导的环境下，红军吃了不少败仗。他们指挥一团与国民党部队打了几仗，有赢有输，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秦超在攻打汤家苴的战斗中不幸牺牲，黄火青肩负起了率领全团的重任。后来，黄火青在指挥打土地堂的战斗中负重伤，组织上派交通员秘密护送他到上海疗伤。
伤全愈后，黄火青参加了军委干训班。有一次，周恩来组织学员们讨论是否在营级单位设政委的问题，黄火青提议团以上设政委，营一级只设教导员。军委同意后，“教导员”这一职务称呼从此在红军中设立并沿用下来。训练结束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经鄂东、鄂南、湘鄂赣苏区，到中央苏区工作。沿途给各地党组织转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1931年11月下旬，黄火青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瑞金沙洲坝。此时，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黄火青参加了改编事宜，并担任所辖第14军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是军委派往红五军团的四大著名政委之一，还有肖劲光任军团政委，何长工任第13军政委，左权任第15军政委。
红五军团走上正轨以后，黄火青又奉命和潘汉年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去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做策反工作。1933年11月，他和潘汉年到达福州，住进了十九路军总司令部。为方便工作，他穿着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出进畅通无阻。他和潘汉年每次与该军李济深、徐鸣鸿密谈，都把谈话内容记在心里，谈后起草电报，译成密码，用十九路军电台发给党中央，经数次商谈方达成协议。当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事变，开会宣布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从而，壮大了中共抗日反蒋的力量。
1934年2月，黄火青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广昌大会战。10月10日，黄火青所在的红九军团随党中央开始长征。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湘南到贵州，拔山涉水，历尽艰险，不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不断有干部战士伤亡。尤其是湘江一役，红军伤亡惨重。党中央到达遵义后，红九军团驻扎湄潭、绥阳一带，担负警戒任务，确保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次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九军团缩编为红32军。
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红32军所在的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两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先后到达阿坝、包座地区。张国焘这时分裂红军，率左路军南下。在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支持张国焘主张的情况下，黄火青仍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因此受到张国焘的排斥，不让参加会议，不让看文件电报。接着被撤掉政治部主任职务，调离红32军，到党校当教员。庆幸的是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关押。
非常时期，他作为教员无事可做，只是跟着党校的同志转移。他的警卫员也换掉了，新警卫员过一段时间也跑了。好在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孙，还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转移中居无定所，有时晚上在树下就宿，有时在野外露宿。他的身体慢慢垮了，并患了伤寒病，身体发高烧，没有地方存身，夜晚就在何长工住房外的走廊里睡觉，那时他没医生看病，没药吃。老孙日夜守候着他，用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降温。黄火青小时候跟着大人上山时，认识了很多中药，也养成了收集中药的习惯，他叫老孙把几味中药放一起煎，每天服用，病情稍有缓解。几天后，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听张国焘的秘书长刘少文说他病了，去看了他一次，给他喝点药水，第二天病情有了好转。他病得卧床爬不起来，身上长了许多虱子，老孙帮他抓虱子，解开他的上衣时看到他身体瘦了一圈，不禁叹气说：“瘦成这样了！”蹲茅坑完事后，站不起来，老孙赶紧过去拉他一把。后来烧退了，病慢慢好了，身上脱了一层皮，非常虚弱。撤退时，他还没有力气爬上马背，老孙把他抱上去，扶坐稳，下马时还得搀扶。就这样，又过一次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和茫茫的大草原。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底，中央决定攻打宁夏，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随军渡黄河，渡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中央军委于次月曾电令西路军取消宁夏作战计划“回过河来”，张国焘、陈昌浩拒不执行。部队继续西进，在河西走廊与凶悍的马家军苦战4个月，遭受了惨重失败。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队东返陕北后，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等组成工作委员会，指挥部队突围撤向祁连山深处。黄火青随同红30军余部千余人西行，不断有干部战士在战斗和饥寒疲累中倒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保卫局长曾传六及十余个骑兵找路当向导，带错路便会彻底葬送这支部队。他仅凭一张甘肃地图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给的指南针，认真研究敌情和地图，较准确地判断寻找安全捷径的线路。他每天早起三四个钟头，带人到前面探路，目的是经祁连山奔向新疆。中途李卓然、李特又因是否分开走、从哪里走产生了分歧，讨论时其他人都不发言。李卓然逼着黄火青表态，他就直言：“过黄河时2万多人，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团结呢？现在缺乏战斗力，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安全地走出去!”
李卓然趁机说：“还是大家一起吧，按火青选的线路走！”
就这样，一路上忍渴挨饿、寒冷疲劳、缺弹少药地与敌周旋，直到1937年4月底，终于走出了祁连山，走过了荒原沙漠，走进了有人烟的安西县，走到了新疆的星星峡，与驻新疆的陈云、滕代远会合，才走完了西路军这一段悲壮而又艰险的历程。出发过黄河时2.18万人，此时只剩下400多人。

从政北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黄火青去东北，担任冀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热河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大举向热河进攻时，黄火青指挥军民进行抗击，并组织优势兵力向敌占区进攻，董存瑞烈士参加的隆化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从而，有效地扩大了解放区。热河作为与东北、平津的通道，黄火青领导全省人民以各种方式，大力支援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
热河曾是日本侵略者占领13年之久的地区，日本投降后，其社会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一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二是农民群众的民族仇恨没有彻底清算。黄火青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抽调省委和省直单位干部深入基层，配合各地推进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开展对汉奸特务、恶霸的控诉复仇清算活动。彻底清除了日伪残余势力，农民群众从大汉奸、恶霸、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土地。这些做法，毛泽东主席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进行了肯定和推广。
平津战役开始时，黄火青奉命与黄克诚、黄敬等一道随四野大军入关，参加了天津的接管工作。1948年12月以后，黄火青先后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兼市长。他们这批接管干部跟随攻城部队，冒着炮火和硝烟，向市区步步深入接管天津。适时贴出安民告示，确保城里有粮食供应，及时恢复交通、水、电、邮政等，鼓励商店营业，派人接管“国营”工厂等，迅速恢复了城市生产生活秩序。
天津解放不久，刘少奇同志就去指导工作，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求派强有力的干部加强工会工作。黄火青大力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把工会工作当作重点来抓，依靠干部和工人，团结知识分子，迅速建立了各基层工会，明确工会的权利和义务，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1958年3月，黄火青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他一上任，就面临着群众吃饭问题、工业搞大跃进、农业搞大公社、农村办大食堂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的辽宁工业比上海还要重要，钢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化学工业和水泥均占五分之一，煤占七分之一。他深入工厂、农村调研、蹲点，寻找对策，及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尤其对工业、农业和民生工作，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解决好。
对是否办大食堂的问题，黄火青和省委一班人进行了研究，都认为和学生集体吃伙食一样，人多可以省钱省事，他也赞成在全省农村推广。实施一段时间后，他带着强晓初到旅顺口几个村庄调研，虽然觉得热闹，但看到农民从几里路远跑来吃饭，不方便，是不是办小点好，是节省或是浪费？心里有点动摇。
那年春耕前，黄火青带着吴方到易县红墙大队，找到劳模高青廉和另外7位农民代表了解大食堂的情况。40多岁的满族妇女金正红说：“尽管有大食堂，但有时吃不饱，家里还得做一点吃的；干活饿了，中间还得回家添䃼点。再说，吃饭有迟有早，不是我等你就是你等我，耽误时间。”
60多岁的老汉张洪友说：“大食堂烧高梁杆，一捆一捆往灶里填，火倒是很旺。可是高梁杆一捆至少十几根，拿来编席子卖，一捆能卖一块钱。若是在家里做饭，就可以加班加点弄些柴草、树枝烧锅。另外，冬天各家各户烧炕做饭是一起的，做了饭又暖了炕；但到大食堂吃饭，家里取暖还需另外烧炕。”
黄火青听了群众的反映后，才恍然大悟，办大食堂弊多利少，既浪费又不方便，群众不满意，虽没有正面反对办大食堂，但却讲出了不应办的道理。
他回省城后，在省委召开会议，讲明了群众的反映和自己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从此就取消了大食堂。

公审特案

“文革”中，黄火青受到了冲击。他在辽宁经常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四处游街。他因为1965年做过胃癌手术，身体虚弱，游斗中常生病，总是咬牙强忍支撑着，吃尽了苦头。最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发高烧，一次是昏迷过去了，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更寒心的是，造反的红卫兵把黄火青母亲的坟也扒了，这在中国人的认知中是大忌，他对此心里很难受，念念不忘母坟的遭遇，总想把母亲的遗骨找到迁回老家。后来在儿子黄毅诚劝说下，在家乡给老人家立了一块碑，并亲自审核过碑文，才稍安心。尽管如此，他始终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忠诚，从没丧失信心，并且经常教育家人、同事相信党和毛主席。
1967年春，经周恩来紧急安排，黄火青被接到北京居住，同一批高级干部集中安置在安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他后来又回到辽宁接受“监护”。1975年7月，他要求到北京治病得到批准，住进中央组织部厂桥招待所，很安静、自由。他曾给周总理写信，汇报自己胃癌切除后已恢复正常，还可以工作。邓颖超回电话答复，工作问题将由中央考虑。
粉碎“四人帮”和“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火青出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检察长。他对检察工作没有经验，一切从头学起。高检在“文革”之初撤销后，人员离散，财物转移，工作停顿了10年。他带领干警们一边恢复办公环境，一边把工作开展起来。
1978年7月，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审查处理。当时胡耀邦曾要黄火青担任审理领导小组组长，黄火青考虑到此案重大需各方配合，建议由胡耀邦兼任组长，自己和另外3位同志任副组长，得到中央同意。黄火青担任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特别检察厅厅长，直接领导公诉审判工作。
此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刚刚恢复仅一年多，人手既少，又缺乏对该案审判材料的收集取证和整理。他对检察、审判专班人员说：“中央决定对两案进行审查处理，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被审对象在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我们要克服困难，不辱使命，认真履行法律职责，依法进行公诉审判，把两案办成铁案!”
黄火青尽管年近80高龄，却天天守着案头高达1米的资料，逐件亲自翻阅并与彭真等人一同研究哪些可用。他们准备了一年多，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达2万多字，列举4大罪状48条罪行，凝聚着黄火青和干警们多少个日日夜夜奋战的心血和汗水。1980年11月20日开庭时，特别检察厅成员和特别法庭成员全部出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庭审中，依法依据进行审判，如山铁证，控诉了林彪、江青两个团伙的桩桩罪行。在法庭上，最难对付的是江青狡辩。当江青胡闹时，黄火青便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有理有据地进行驳斥，使她哑口无言。当时，社会上不少人义愤很大，要求对其他一些人也严惩，黄火青却特别强调要冷静，事实一定要调查清楚，处理时需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况区别对待，这样才能达到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目的。
经过67天42次法庭审查和辩论，大量的证据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所犯罪行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顺利结案，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这项重大任务。

两袖清风

黄火青的生活十分俭朴，注重廉洁自律，淡泊名利。
1988年3月23日，黄火青得知新市镇政府准备做两件事，一是在杨庄他老家旧址上盖两间房子，“以备黄老兄妹回去有个落脚地”；二是在石鼓山下建了拦水坝和泵站，想利用多余的水为他老家杨庄修建自来水，便于他回乡时使用。他当即给家乡领导写信拒绝，并在信中说：一则，他和妹妹黄海明均年事已高“不可能去住”，其他人回去也好安排，盖房会造成浪费；二则，若万一建好了，“可将它移作小学教室或教职员工宿舍之用”，或用于“林果试验站”。关于修建自来水的事，他说“影响不好”，坚决反对。当时枣北地区贫穷缺水，人民群众生活还很困难，自己怎么能搞特殊化呢？提出把拦水坝的水，全部用于生产，“除了杨庄外，白沙岗、魏庄、象弓河、赵庄都应分享”。
黄火青给家乡写信，可见对这些事相当重视。家乡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他不想为家乡增加负担，不想造成浪费，更不愿意因他而为。这可以看出他很注意节俭和廉洁，体谅家乡人。他想房子若已建好，不可能扒掉，建议支持一下教育事业或林果业。
又有一次，黄火青得知枣阳文联申办出版《石鼓声声》一书时，就给老家的县委书记写信制止。信中说，一是自己“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各个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并无什么建树可喜。回乡时看到家乡变化深受鼓舞，从情出发，为家乡发展提些建议，不足为训”。二是“党中央早有禁令，不能为活人立传”，表示自己虽为中央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例外。他要求枣阳县委，不让文联为他出书。后来县委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出版此书。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黄火青听党的话、谦虚谨慎和高度自律的精神。特别是他认为家乡人为自己著书立传，不符合中央规定，加以制止。说明他有很强的规矩纪律意识，既然党中央立了规矩，就要毫不例外地遵照执行。他无私自律的情操和优良作风，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家乡人。
1979年10月，黄火青回到家乡枣阳后，对县委书记周本立交待：“就餐时弄几个家乡小菜，有一碗芝麻叶面条或小米红薯稀饭就中了。”
“好，就按黄老说的办，今晚吃家乡的手擀芝麻叶面，明天早上吃小米红薯稀饭。”周书记明白黄老的意思是回味一下小时候吃的饭菜，既可口又注意节俭和廉洁。
那天晚饭前，周书记问他：“黄老，晚上去剧院看戏行吗？”
黄火青听说晚上看戏很高兴，但又警觉起来，他怕是为他们安排的专场，因为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就答道：“看戏，好哇!但若是专门为我们几个人安排的演出，就没有必要了。”
“不是专场，是枣阳剧团正在上演的《朝阳沟》，居民看戏的可多了。”周书记摇着手告诉他。
“那好! 大家一起去看，热闹热闹，每个人都要买票哟。”黄老又担心不买票，白看戏。
“请黄老放心，戏票是花钱买的，已经准备好了。”周书记显得严肃地答道。
他这才高兴地说：“这就好!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千万不能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黄火青回北京时，乡亲们特意为他准备了家乡的干芝麻叶、大红枣、小磨油、龙须挂面、状元桥香烟等土特产。他感觉盛情难却，但其他东西都不要，只带了一包家乡的干芝麻叶。

情系故乡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几十年里，黄火青无论走到哪里，始终未忘襄阳枣阳这块养育他的热土，惦念着家乡的人民，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尤其是对家乡的经济建设，他除了出谋划策，还做了许多实事。他曾对时任能源部部长的儿子黄毅诚说，襄樊缺电，枣阳缺水，家乡发展首先要解决这两大难题。
家乡的水电、办厂、修路、建学校、种果树等，都倾注了黄火青的心血，尤其是帮助家乡兴建了卷烟厂、自行车厂等一批企业和农田水利基建项目，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黄火青深知家乡地处桐柏山余脉，山坡和丘岭都适宜发展林果和药材，就多次写信给家乡领导，建议大力发展林果和药材产业。尤其是谈新市镇的经济发展，他说的非常具体，要求家乡种植林果、药材的同时，还要考虑解决包装运输问题。由于这些农副产品运输需要东西来装，还需多种植竹子和紫穗槐树，这些植物可以提供编筐织篓的材料。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文革”住“牛棚”时，亲自摘了一些紫穗槐种籽，装在一个大饼干盒里寄回家乡。因为当时自己蒙难怕连累家乡人，只在包裹上写了种植方法和经济效益，没敢署名。看得出他在落难之时，心里还想着家乡，对家乡人民的关心爱护是多么深诚！
那年金秋，黄火青回到了阔别55年的家乡枣阳。这是他少时离家参加革命以后第一次回乡，也是唯一一次回乡。当晚，他住在枣阳政府招待所，激动得半夜没有睡着觉，盼着尽快回到魂牵梦绕的老家，尽快见到乡亲们，尽快看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翌日，在从枣阳城往新市杨庄行进途中，他看到家乡的山山水水格外亲切，看到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高兴。
回到老家，他细细看了老宅院，恍若隔世，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仍历历在目。对随行人员说，当年大哥山农给家乡引进种植的苹果树、梨树，是湖北省最早的良种之一，现在宅院里还存活着几棵老树，嫁接的柿子树至今仍根深叶茂，果实累累。
遗憾的是，宅院的东院墙内，原有一棵古老的大栎树，树干粗达两人合抱，高13米以上，枝繁叶茂，树下可容百人乘凉，却在大炼钢铁的年代被锯掉了，那可是黄火青的救命树呀!那是大革命时的一天，一伙国民党兵突然敲打黄家的大门，嚷嚷着要进去搜查共党分子。黄火青正巧在家，他闻讯已来不及往后山跑，就急中生智爬到这棵大栎树上藏身，敌人进院后就扑向堂屋里搜人。黄火青这时趁机从大栎树一条伸向墙外的树枝上溜到院外，跑向后山林里去了。敌人在屋里屋外没有搜查到黄氏兄弟，就朝枝叶茂密的大栎树上放了一枪，这时一群鸟“扑棱棱”地从树上飞跑了，敌人认为树上有鸟不会藏有人，就往别处搜查去了，黄火青有幸得以脱险。
他看过老宅院后，又登上了石鼓山，山上松柏青翠，果树婆娑，这里是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也遍及黄家人的革命足迹。在半山腰找到了当年弟弟黄民醒和家人刻下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抗敌救亡”、“以身献国”等5幅革命宣传标语，遒劲的字迹还清晰可见。这些标语，后来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他看到标语，不禁想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黄民醒胸怀祖国，旋归故里，协助兄妹们组织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干革命。不幸的是黄民醒行前突患重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壮志未酬，年仅22岁。他也想起了五弟黄民钦、堂弟黄冠群、黄冠英、表弟张慕骞、同学秦超等许多为革命捐躯的亲友，却永远回不来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路上，他看到家乡的可喜变化，又联想自已从小离家和战友们南征北战，感慨万千，于是填词一首：

《水晶帘·还故乡》
去时麦如丝，归来果满枝。
战天斗地五十年，
旧地一切新相识，醉米汁。
秃岭穿新装，河水奔山岗。
乌云妖雾齐消散，
桃李万株竞艳香，还故乡。

黄火青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兴奋不已，总露出笑脸，但当看到耕地占用严重，越来越少，尤其是地里的坟堆又多又大时，脸上又露出了愁容。随行的妹妹黄海明对他说：“哥，耕地里埋坟是个普遍现象，很多地方比枣阳还严重，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等我百年之后，一切从简，就在这石鼓山上找个石缝，把骨灰盒埋了，不占用一寸耕地，叶落归根就行了。把大哥山农的坟也迁回这山上，你老后也回这里，我们兄弟姐妹陪着母亲，又能天天幸福地在一起了，还能看到家乡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他对妹妹黄海明说罢，爽朗地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黄火青于1999年冬99岁时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又叮嘱子女，将他的骨灰安葬在老家石鼓山上母亲墓碑旁边，不要占用耕地。他说：“我的根在家乡枣阳，那里的群众在战争年代掩护了我，不能忘记他们；那里的土地养育了我，要叶落归根回到家乡”。
经中央批准，把他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家乡，埋在了老家宅后石鼓山上一个石缝里。实现了他的遗愿，既叶落归根，又不占用一寸耕地。
当年他和黄冠群两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在石鼓山上谋划出去寻找革命出路，他从这里出发，经过风与雨、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为党为国为民顽强奋斗75年后，又回到了这里，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彪炳时代的人生绚丽篇章。

（作者张承明系中赋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