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骄子黄火青】转战南北篇
发布时间：2020-08-19 10:2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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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热爱祖国，痛心祖国所受的严重苦难，憎恨敌人，才给了参加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力量。”用阿·托尔斯泰这句话，最能贴切地表述无产阶级革命家黄火青的精神风貌。他以“一寸赤心惟报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在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潮流中勇立潮头，忠贞信仰，顽强搏击，传奇动人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转战南北
大革命失败后，黄火青受中央军委派遣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3年。回国时，由班主任彼得洛夫斯基上校介绍，中国连党支部书记黄火青到特维尔街留克斯旅馆，面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秋白。
“火青同志，你是学军事的，现在国内的革命形势很好，但很缺军事人才，回去指挥一个团该没有问题，要运用好所学的知识，发挥重要作用。”瞿秋白亲切地对他说。
他认真聆听，并向瞿秋白汇报：“首长，我来这里学习，军事、政治理论都有了很大提高，回国后，我会不辜负您和组织的期望，好好为革命出力。”
瞿秋白还指示：“回去以后一定要找块根据地，这样才能站住脚跟，发展革命力量。”
他觉得所言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非常重要，就坚定地答到：“您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回去后一定尽力去做”。
回国后，按照中央军委的通知，黄火青和留苏同学秦超去江南省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报到。江南省管辖苏、浙、皖和上海一带，他们与江南省军委书记李硕勋见面并接受了任务。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军第14军一团政委兼参谋长，秦超为一团团长。1930年6月，到南通后，发现形势比听说的要复杂、严峻得多，一团的装备极差，大半是短枪，还有不少人用大刀、梭标。敌强我弱，悬殊很大，加上在李立三左倾路线主导的环境下，红军吃了不少败仗。他们指挥一团与国民党部队打了几仗，有赢有输，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秦超在攻打汤家苴的战斗中不幸牺牲，黄火青肩负起了率领全团的重任。后来，黄火青在指挥打土地堂的战斗中负重伤，组织上派交通员秘密护送他到上海疗伤。
伤全愈后，黄火青参加了军委干训班。有一次，周恩来组织学员们讨论是否在营级单位设政委的问题，黄火青提议团以上设政委，营一级只设教导员。军委同意后，“教导员”这一职务称呼从此在红军中设立并沿用下来。训练结束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经鄂东、鄂南、湘鄂赣苏区，到中央苏区工作。沿途给各地党组织转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1931年11月下旬，黄火青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瑞金沙洲坝。此时，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黄火青参加了改编事宜，并担任所辖第14军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是军委派往红五军团的四大著名政委之一，还有肖劲光任军团政委，何长工任第13军政委，左权任第15军政委。
红五军团走上正轨以后，黄火青又奉命和潘汉年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去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做策反工作。1933年11月，他和潘汉年到达福州，住进了十九路军总司令部。为方便工作，他穿着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出进畅通无阻。他和潘汉年每次与该军李济深、徐鸣鸿密谈，都把谈话内容记在心里，谈后起草电报，译成密码，用十九路军电台发给党中央，经数次商谈方达成协议。当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事变，开会宣布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从而，壮大了中共抗日反蒋的力量。
1934年2月，黄火青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广昌大会战。10月10日，黄火青所在的红九军团随党中央开始长征。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湘南到贵州，拔山涉水，历尽艰险，不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不断有干部战士伤亡。尤其是湘江一役，红军伤亡惨重。党中央到达遵义后，红九军团驻扎湄潭、绥阳一带，担负警戒任务，确保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次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九军团缩编为红32军。
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红32军所在的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两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先后到达阿坝、包座地区。张国焘这时分裂红军，率左路军南下。在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支持张国焘主张的情况下，黄火青仍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因此受到张国焘的排斥，不让参加会议，不让看文件电报。接着被撤掉政治部主任职务，调离红32军，到党校当教员。庆幸的是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关押。
非常时期，他作为教员无事可做，只是跟着党校的同志转移。他的警卫员也换掉了，新警卫员过一段时间也跑了。好在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孙，还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转移中居无定所，有时晚上在树下就宿，有时在野外露宿。他的身体慢慢垮了，并患了伤寒病，身体发高烧，没有地方存身，夜晚就在何长工住房外的走廊里睡觉，那时他没医生看病，没药吃。老孙日夜守候着他，用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降温。黄火青小时候跟着大人上山时，认识了很多中药，也养成了收集中药的习惯，他叫老孙把几味中药放一起煎，每天服用，病情稍有缓解。几天后，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听张国焘的秘书长刘少文说他病了，去看了他一次，给他喝点药水，第二天病情有了好转。他病得卧床爬不起来，身上长了许多虱子，老孙帮他抓虱子，解开他的上衣时看到他身体瘦了一圈，不禁叹气说：“瘦成这样了！”蹲茅坑完事后，站不起来，老孙赶紧过去拉他一把。后来烧退了，病慢慢好了，身上脱了一层皮，非常虚弱。撤退时，他还没有力气爬上马背，老孙把他抱上去，扶坐稳，下马时还得搀扶。就这样，又过一次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和茫茫的大草原。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底，中央决定攻打宁夏，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随军渡黄河，渡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中央军委于次月曾电令西路军取消宁夏作战计划“回过河来”，张国焘、陈昌浩拒不执行。部队继续西进，在河西走廊与凶悍的马家军苦战4个月，遭受了惨重失败。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队东返陕北后，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等组成工作委员会，指挥部队突围撤向祁连山深处。黄火青随同红30军余部千余人西行，不断有干部战士在战斗和饥寒疲累中倒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保卫局长曾传六及十余个骑兵找路当向导，带错路便会彻底葬送这支部队。他仅凭一张甘肃地图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给的指南针，认真研究敌情和地图，较准确地判断寻找安全捷径的线路。他每天早起三四个钟头，带人到前面探路，目的是经祁连山奔向新疆。中途李卓然、李特又因是否分开走、从哪里走产生了分歧，讨论时其他人都不发言。李卓然逼着黄火青表态，他就直言：“过黄河时2万多人，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团结呢？现在缺乏战斗力，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安全地走出去!”
李卓然趁机说：“还是大家一起吧，按火青选的线路走！”
就这样，一路上忍渴挨饿、寒冷疲劳、缺弹少药地与敌周旋，直到1937年4月底，终于走出了祁连山，走过了荒原沙漠，走进了有人烟的安西县，走到了新疆的星星峡，与驻新疆的陈云、滕代远会合，才走完了西路军这一段悲壮而又艰险的历程。出发过黄河时2.18万人，此时只剩下400多人。（作者简介：张承明，枣阳人。系中赋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
“火青同志，你是学军事的，现在国内的革命形势很好，但很缺军事人才，回去指挥一个团该没有问题，要运用好所学的知识，发挥重要作用。”瞿秋白亲切地对他说。
他认真聆听，并向瞿秋白汇报：“首长，我来这里学习，军事、政治理论都有了很大提高，回国后，我会不辜负您和组织的期望，好好为革命出力。”
瞿秋白还指示：“回去以后一定要找块根据地，这样才能站住脚跟，发展革命力量。”
他觉得所言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非常重要，就坚定地答到：“您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回去后一定尽力去做”。
回国后，按照中央军委的通知，黄火青和留苏同学秦超去江南省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报到。江南省管辖苏、浙、皖和上海一带，他们与江南省军委书记李硕勋见面并接受了任务。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军第14军一团政委兼参谋长，秦超为一团团长。1930年6月，到南通后，发现形势比听说的要复杂、严峻得多，一团的装备极差，大半是短枪，还有不少人用大刀、梭标。敌强我弱，悬殊很大，加上在李立三左倾路线主导的环境下，红军吃了不少败仗。他们指挥一团与国民党部队打了几仗，有赢有输，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秦超在攻打汤家苴的战斗中不幸牺牲，黄火青肩负起了率领全团的重任。后来，黄火青在指挥打土地堂的战斗中负重伤，组织上派交通员秘密护送他到上海疗伤。
伤全愈后，黄火青参加了军委干训班。有一次，周恩来组织学员们讨论是否在营级单位设政委的问题，黄火青提议团以上设政委，营一级只设教导员。军委同意后，“教导员”这一职务称呼从此在红军中设立并沿用下来。训练结束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经鄂东、鄂南、湘鄂赣苏区，到中央苏区工作。沿途给各地党组织转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1931年11月下旬，黄火青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瑞金沙洲坝。此时，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黄火青参加了改编事宜，并担任所辖第14军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是军委派往红五军团的四大著名政委之一，还有肖劲光任军团政委，何长工任第13军政委，左权任第15军政委。
红五军团走上正轨以后，黄火青又奉命和潘汉年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去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做策反工作。1933年11月，他和潘汉年到达福州，住进了十九路军总司令部。为方便工作，他穿着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出进畅通无阻。他和潘汉年每次与该军李济深、徐鸣鸿密谈，都把谈话内容记在心里，谈后起草电报，译成密码，用十九路军电台发给党中央，经数次商谈方达成协议。当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事变，开会宣布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从而，壮大了中共抗日反蒋的力量。
1934年2月，黄火青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广昌大会战。10月10日，黄火青所在的红九军团随党中央开始长征。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湘南到贵州，拔山涉水，历尽艰险，不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不断有干部战士伤亡。尤其是湘江一役，红军伤亡惨重。党中央到达遵义后，红九军团驻扎湄潭、绥阳一带，担负警戒任务，确保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次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九军团缩编为红32军。
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红32军所在的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两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先后到达阿坝、包座地区。张国焘这时分裂红军，率左路军南下。在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支持张国焘主张的情况下，黄火青仍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因此受到张国焘的排斥，不让参加会议，不让看文件电报。接着被撤掉政治部主任职务，调离红32军，到党校当教员。庆幸的是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关押。
非常时期，他作为教员无事可做，只是跟着党校的同志转移。他的警卫员也换掉了，新警卫员过一段时间也跑了。好在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孙，还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转移中居无定所，有时晚上在树下就宿，有时在野外露宿。他的身体慢慢垮了，并患了伤寒病，身体发高烧，没有地方存身，夜晚就在何长工住房外的走廊里睡觉，那时他没医生看病，没药吃。老孙日夜守候着他，用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降温。黄火青小时候跟着大人上山时，认识了很多中药，也养成了收集中药的习惯，他叫老孙把几味中药放一起煎，每天服用，病情稍有缓解。几天后，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听张国焘的秘书长刘少文说他病了，去看了他一次，给他喝点药水，第二天病情有了好转。他病得卧床爬不起来，身上长了许多虱子，老孙帮他抓虱子，解开他的上衣时看到他身体瘦了一圈，不禁叹气说：“瘦成这样了！”蹲茅坑完事后，站不起来，老孙赶紧过去拉他一把。后来烧退了，病慢慢好了，身上脱了一层皮，非常虚弱。撤退时，他还没有力气爬上马背，老孙把他抱上去，扶坐稳，下马时还得搀扶。就这样，又过一次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和茫茫的大草原。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底，中央决定攻打宁夏，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随军渡黄河，渡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中央军委于次月曾电令西路军取消宁夏作战计划“回过河来”，张国焘、陈昌浩拒不执行。部队继续西进，在河西走廊与凶悍的马家军苦战4个月，遭受了惨重失败。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队东返陕北后，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等组成工作委员会，指挥部队突围撤向祁连山深处。黄火青随同红30军余部千余人西行，不断有干部战士在战斗和饥寒疲累中倒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保卫局长曾传六及十余个骑兵找路当向导，带错路便会彻底葬送这支部队。他仅凭一张甘肃地图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给的指南针，认真研究敌情和地图，较准确地判断寻找安全捷径的线路。他每天早起三四个钟头，带人到前面探路，目的是经祁连山奔向新疆。中途李卓然、李特又因是否分开走、从哪里走产生了分歧，讨论时其他人都不发言。李卓然逼着黄火青表态，他就直言：“过黄河时2万多人，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团结呢？现在缺乏战斗力，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安全地走出去!”
李卓然趁机说：“还是大家一起吧，按火青选的线路走！”
就这样，一路上忍渴挨饿、寒冷疲劳、缺弹少药地与敌周旋，直到1937年4月底，终于走出了祁连山，走过了荒原沙漠，走进了有人烟的安西县，走到了新疆的星星峡，与驻新疆的陈云、滕代远会合，才走完了西路军这一段悲壮而又艰险的历程。出发过黄河时2.18万人，此时只剩下400多人。（作者简介：张承明，枣阳人。系中赋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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