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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骄子黄火青】转战南北篇

发布时间:2020-08-19 10:26 来源:未知 【字体:

    “只有热爱祖国,痛心祖国所受的严重苦难,憎恨敌人,才给了参加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力量。”用阿·托尔斯泰这句话,最能贴切地表述无产阶级革命家黄火青的精神风貌。他以“一寸赤心惟报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在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潮流中勇立潮头,忠贞信仰,顽强搏击,传奇动人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转战南北
       大革命失败后,黄火青受中央军委派遣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3年。回国时,由班主任彼得洛夫斯基上校介绍,中国连党支部书记黄火青到特维尔街留克斯旅馆,面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秋白。
        “火青同志,你是学军事的,现在国内的革命形势很好,但很缺军事人才,回去指挥一个团该没有问题,要运用好所学的知识,发挥重要作用。”瞿秋白亲切地对他说。
        他认真聆听,并向瞿秋白汇报:“首长,我来这里学习,军事、政治理论都有了很大提高,回国后,我会不辜负您和组织的期望,好好为革命出力。”
       瞿秋白还指示:“回去以后一定要找块根据地,这样才能站住脚跟,发展革命力量。”
       他觉得所言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非常重要,就坚定地答到:“您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回去后一定尽力去做”。
       回国后,按照中央军委的通知,黄火青和留苏同学秦超去江南省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报到。江南省管辖苏、浙、皖和上海一带,他们与江南省军委书记李硕勋见面并接受了任务。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军第14军一团政委兼参谋长,秦超为一团团长。1930年6月,到南通后,发现形势比听说的要复杂、严峻得多,一团的装备极差,大半是短枪,还有不少人用大刀、梭标。敌强我弱,悬殊很大,加上在李立三左倾路线主导的环境下,红军吃了不少败仗。他们指挥一团与国民党部队打了几仗,有赢有输,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秦超在攻打汤家苴的战斗中不幸牺牲,黄火青肩负起了率领全团的重任。后来,黄火青在指挥打土地堂的战斗中负重伤,组织上派交通员秘密护送他到上海疗伤。
       伤全愈后,黄火青参加了军委干训班。有一次,周恩来组织学员们讨论是否在营级单位设政委的问题,黄火青提议团以上设政委,营一级只设教导员。军委同意后,“教导员”这一职务称呼从此在红军中设立并沿用下来。训练结束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经鄂东、鄂南、湘鄂赣苏区,到中央苏区工作。沿途给各地党组织转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1931年11月下旬,黄火青经过千辛万苦到达瑞金沙洲坝。此时,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黄火青参加了改编事宜,并担任所辖第14军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是军委派往红五军团的四大著名政委之一,还有肖劲光任军团政委,何长工任第13军政委,左权任第15军政委。
       红五军团走上正轨以后,黄火青又奉命和潘汉年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去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做策反工作。1933年11月,他和潘汉年到达福州,住进了十九路军总司令部。为方便工作,他穿着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出进畅通无阻。他和潘汉年每次与该军李济深、徐鸣鸿密谈,都把谈话内容记在心里,谈后起草电报,译成密码,用十九路军电台发给党中央,经数次商谈方达成协议。当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事变,开会宣布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从而,壮大了中共抗日反蒋的力量。
       1934年2月,黄火青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广昌大会战。10月10日,黄火青所在的红九军团随党中央开始长征。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湘南到贵州,拔山涉水,历尽艰险,不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不断有干部战士伤亡。尤其是湘江一役,红军伤亡惨重。党中央到达遵义后,红九军团驻扎湄潭、绥阳一带,担负警戒任务,确保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次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九军团缩编为红32军。
       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红32军所在的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两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先后到达阿坝、包座地区。张国焘这时分裂红军,率左路军南下。在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支持张国焘主张的情况下,黄火青仍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因此受到张国焘的排斥,不让参加会议,不让看文件电报。接着被撤掉政治部主任职务,调离红32军,到党校当教员。庆幸的是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关押。
       非常时期,他作为教员无事可做,只是跟着党校的同志转移。他的警卫员也换掉了,新警卫员过一段时间也跑了。好在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孙,还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转移中居无定所,有时晚上在树下就宿,有时在野外露宿。他的身体慢慢垮了,并患了伤寒病,身体发高烧,没有地方存身,夜晚就在何长工住房外的走廊里睡觉,那时他没医生看病,没药吃。老孙日夜守候着他,用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降温。黄火青小时候跟着大人上山时,认识了很多中药,也养成了收集中药的习惯,他叫老孙把几味中药放一起煎,每天服用,病情稍有缓解。几天后,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听张国焘的秘书长刘少文说他病了,去看了他一次,给他喝点药水,第二天病情有了好转。他病得卧床爬不起来,身上长了许多虱子,老孙帮他抓虱子,解开他的上衣时看到他身体瘦了一圈,不禁叹气说:“瘦成这样了!”蹲茅坑完事后,站不起来,老孙赶紧过去拉他一把。后来烧退了,病慢慢好了,身上脱了一层皮,非常虚弱。撤退时,他还没有力气爬上马背,老孙把他抱上去,扶坐稳,下马时还得搀扶。就这样,又过一次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和茫茫的大草原。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底,中央决定攻打宁夏,黄火青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随军渡黄河,渡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中央军委于次月曾电令西路军取消宁夏作战计划“回过河来”,张国焘、陈昌浩拒不执行。部队继续西进,在河西走廊与凶悍的马家军苦战4个月,遭受了惨重失败。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队东返陕北后,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等组成工作委员会,指挥部队突围撤向祁连山深处。黄火青随同红30军余部千余人西行,不断有干部战士在战斗和饥寒疲累中倒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保卫局长曾传六及十余个骑兵找路当向导,带错路便会彻底葬送这支部队。他仅凭一张甘肃地图和红30军政委李先念给的指南针,认真研究敌情和地图,较准确地判断寻找安全捷径的线路。他每天早起三四个钟头,带人到前面探路,目的是经祁连山奔向新疆。中途李卓然、李特又因是否分开走、从哪里走产生了分歧,讨论时其他人都不发言。李卓然逼着黄火青表态,他就直言:“过黄河时2万多人,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团结呢?现在缺乏战斗力,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安全地走出去!”
       李卓然趁机说:“还是大家一起吧,按火青选的线路走!” 
       就这样,一路上忍渴挨饿、寒冷疲劳、缺弹少药地与敌周旋,直到1937年4月底,终于走出了祁连山,走过了荒原沙漠,走进了有人烟的安西县,走到了新疆的星星峡,与驻新疆的陈云、滕代远会合,才走完了西路军这一段悲壮而又艰险的历程。出发过黄河时2.18万人,此时只剩下400多人。(作者简介:张承明,枣阳人。系中赋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